程玉刚缓缓地说道:“我新兵训练结束时,我们轮训队的新兵都去学习驾驶技术了,我却没有去成,原因是在新兵训练结束前的一周,轮训队的队长收到基建工程兵报社的一封信,信上说我在三个月新兵新训的时间里,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三十多篇稿子,尽管没有发表过一篇,但其写稿热情值得全体新兵学习,望部队领导好好关心我,爱护我!就这么一封信却改变了我的命运,其他战友统统都去教导队学习开车了,我却被轮训队留下来当了一个炊事员,领导找我谈话时说,考虑到我工作干得不错才把我留下来的,今后一旦有机会,就有可能当干部,我当时很高兴哦!第二年,领导安排我参加了在轮训队办的汽车修理工技术培训班学习,七月学习结束后我被分到十一连当了修理工,每天都有修不完的车,尽管如此,我每天下班后脱下污黑的工作服,又开始趴在床铺上写新闻稿。连队指导员很感动,与连长商量是否给我配一张办公桌,连长却竭力反对。后来我只好找来一块废弃的半截水泥预制板,用砖头搭起来当桌子用,为了美观,我用炊事班的米汤在上面糊上两层报纸。我们一个宿舍住十多个人,中午、晚上及节假日,当战友们都在休息、娱乐时,我却趴在‘桌子’上写‘豆腐块’,时间一长,我的军装两个衣袖肘子与胸部部位上的衣服都被磨蹭得稀烂。就这一年我在《基建工程兵报》等报纸上发表了三十七篇文章。年底,部队党委给我立了三等功,也就在这个时候,团政治处领导找我谈话,准备提拔我当干部。一想到自己二十多岁就能穿四个兜的军官服,当上一个排职干部,也算是跳出了‘农门’。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后来这个名额被一个师部领导的女儿占去了,我能说什么呢?只怨自己的命不好嘛,我痛苦过……但转眼一想自己还很年轻,怕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而,生活经常给我开些大大的玩笑,我当兵第三年初,政治处调我到机关当了新闻报道员,就在这年五月,交通部基建工程兵办公室要在北京康庄办个干部培训班,时间为一年,学习回来后,就可以当干部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团里通过了文化考核,当时只收五个战士,我的成绩出来不错,团政委、政治处主任都很高兴,经过团党委研究决定,让我去干部培训班上学。但恰恰在那段时间,政委爱人生病,回老家照顾他爱人去了,政治处主任也休假了。干部股赵股长只因收到一个内招兵的两箱价值五十元钱的午餐肉罐头,就自作主张地把我的名字刷下来了,送罐头的战士去上学了,我却名落孙山。那时,我寝食不安,想到了自杀,觉得人生没有了意义,后来被电影组一个战友与卫生队一位女兵救了,把我及时送到了团里的卫生队……再后来从师部调到团政治处来的马主任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将我的情况反映到师里,又写信反映到交通部基建工程兵办公室,我才得以破格提干……后来我经过两三年的自修大学考试,才获得了哲学专业大专、行政管理的本科学历……再后来我从改建青藏公路的基建工程兵交通部队调到了咱们现在的总队……这就是我的一些情况。唉,这位马主任也与你一样是西安人,后来转业回西安了,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我找了他多年也一直没有找到他。唉!”
洪燕目不转睛地看着程玉刚一副难受的样子,还是没有说一句话。
程玉刚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又对洪燕说:“是人都会犯错误的,我给你说说,我犯错误的事情吧。”
洪燕很惊讶,心想您政委也犯过错误。
“往事不堪回首啊!”程玉刚说,1981年的那个冬天,他作为一个已服役了一年的新兵、一个炊事员,在一天下午煮饭的时候,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烧火时在灶膛内放了一根海碗大的旧木棒进去,大火熊熊燃烧。接着,他专注地读一本《山花》杂志,约莫二十分钟,随着砰的一声巨响,一个价值七八十元够五六十人吃饭的高压锅烧穿了……
事情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时指导员铁青着脸很严厉地要求程玉刚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否则要给予处分,还要赔五元钱。
他含泪写了两三天的检讨书,总共一万五千多字。他在写检讨之前,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的深深地思考过,要把自己写得里外都不对才能过关。他真的不希望受到处分,更不想赔上五元钱的津贴。因为他是八月份从江油来的格尔木,每月加上高原补贴只有十元五角。他父母去世得早,照顾家中的一个弟弟的重任就成了他责无旁贷的义务。那时,他年仅十四岁的弟弟在家乡读书。所以,他每个月必须寄五元钱回农村,是弟弟读书的花销。另外,剩余的五元五角用于自己购买书籍、笔记本、信封、信笺、墨水,还有牙膏、牙刷、洗衣粉等日常用品。在当时那个时代,可以这样说,用每一分钱,他都会思忖半天,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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