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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域中四大

　　再次是我关于礼治的具体制度的思想，我认为各种具体礼制的实施要达到的一个根本目的是别贵贱。我认为人的贵贱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是要靠具体制度来维系的。我主张应在诸如名号，旗章，礼仪冠履，车马，宫室，器皿 等方面以不同的等级来决定不同的标准；同时我认为名号，权力，世事是区分等级的最关键实质的地方。在具体的区分中，我又根据汉初的情况，特别强调了服饰和制度名号方面的区别。当汉文帝尚且“衣皂绨”之时，诸侯贵人却“靡贾侈贵，墙得披绣”。在服饰上超越了天子。对于此事，我提出了制服之道：“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希望以此达到区分等级的目的。在制度和名号的区别主要是只对同姓诸侯王的，我认为纠正“君臣同伦，异等同服”的僭越现象，即积极推动政治上的皇帝专权。

　　二、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我的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是与我以礼为主的，礼法结合的礼制思想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我的仁政思想同我礼治思想一样也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家主张仁爱，谅解，关怀，宽容。儒家把礼作为一种外在的制度和规范，把仁作为人内在的修养和处事原则。因此主张外与内，礼与仁必须统一起来。以礼的准则行仁，即修己爱人；以人的自觉复礼，即贵贱有序，亲疏有等。我对于仁政和礼治的观点基本上传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又有所发展。我认为仁爱是礼的内容，礼则是仁爱的外在表现形式。我指出：“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我视爱为仁的基本含义，并以此作为礼的基本内容。但是我爱是有差别的，我认为不同等级的人爱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同时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是有异的。我认为既然仁是礼的内容，那么礼便是仁的形式。所以我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者，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人事，故曰“《礼》者，此之体者也。”我所提出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既指出了，道德仁义这些抽象的内容要通过礼的规范和制度外在化的表现出来；同时也要有礼的规范去制约仁义道德的自觉性。我认为仁义是英明君主的本性，“仁义者，明君之性也。”显然我之所以强调先天人性论，实际上我是希望君王能够行仁如出其性，自觉行仁政。同时我也多出宣传实行仁政的好处，指出“以信与仁为天下先”，实行仁政可以使统治臻于美政和善政，以达到政治上的理想状态。

　　我仁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三点：其一是爱人利人：认为君主要：“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存心于先古，价值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陷之也。”主张要爱人、利人。其二是尽敬：我说：“帝舜曾言，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人，而见归乐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详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唯以敬者为忠，必服之。”我在此认为敬慎是仁的基础。其三是尊贤敬士：指出圣明君主要得贤而举之，得贤而与之。以助君王实现大治于天下。我从爱民、敬民、尊贤等方面重点说明了人君如何实行仁政。

　　我的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民的重要性；民何以为本；何以实现以民为本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的重要性。我曾有过论述：“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在此，我高度评价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了人民在国家命运、国家的兴衰强弱根本地位。我认为决定国家兴亡的是人民的力量而不是所谓的天地，所以我说：“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我把人民的作用上升到天命所树立的高度，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以此要求统治者要以对民的态度来检验自己政治上的得失。同时我又继承了西周时的“德”，并将之与重民思想联系起来，反而又发展了重德思想。我的重民思想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而是汉朝以前的年代，特别是秦朝轻民而亡的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秦朝初建时期，本来形势是非常有利的，只要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便可稳定政权。然而秦统治阶级却“不亲士民，重以无道，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最终导致：“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秦时所导致的民危深刻的反映在了秦末农民战争上，这也给汉初统治者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汉初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十分重视人民对于政权稳固的重要性，我此时对民本重要性的阐述正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

　　第二、我关于民何以为本的重要论述。我认为三个因素导致了民必为本。首先人民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我说：“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因为人民在数量上占多数，力量最大，主张统治者不能和人民为敌，要善于因势利导，把握和利用人民；其次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所以我说：“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即认为政令官吏可以改变，而国家人民是不能易置的。所以我主张将民作为衡量功绩额的重要依据，坚持君臣以民为国家安危之基础，突出民的基础作用；再次就是任何时代民都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故人言：“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或为之寒，”我在此也深刻认识到人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而农业又是国家存在必要的基础，这也正是我民何为本的重要证明。

　　第三、以民为本的实行。我一方面主张君王政治上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又从具体的实施中推动君主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再具体的实行之中，我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即爱民；惠民；慎刑。统治阶级要爱民，这样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统治者才能得到可靠的保卫者。所谓惠民就是说要给与人民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即要注意人民的利益要求。即所谓的“政莫高于博利人”，我认为人君要指挥人民，就首先要考虑是否有利于民，而关键就是要富民，“圣王在位，使民富且寿云”使民富裕健康。其次要慎刑，主张必须谨慎用刑，但不反对一切刑罚，这与我的礼法统一思想是一致的。在慎刑方面我认为要汲取秦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的教训，进而约法省刑；同时疑罪从去，疑赏从予，谨慎的对待和处理疑罪，以防无辜；还要绝恶于萌芽阶段，即进行礼教，以道德进行教化和规范，将法制和礼治相结合。

　　三政治上主张维护皇帝专权和封建大一统。汉朝初期社会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矛盾，即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汉王朝和匈奴为主要代表的边境民族之间的矛盾。我据此提出了我的政治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及：“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

　　当初汉高祖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即使后来在他去世之前已将七个异姓诸侯王中的六个逐渐翦灭，只留长沙王吴芮，然而随着刘姓地方势力的壮大，汉初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王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突显出来。汉文帝即位初年，全国有刘姓诸侯王十几个，他们或是文帝之子，或在诛吕之中立有功劳，甚至有刘襄兄弟认为汉家帝王宝座本应他们所有。所以文帝即位后对刘襄兄弟给于很多安抚，但是这样仍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文帝三年便发生刘兴居叛乱，好在此时刘襄，刘章已经死去。后来又发生淮南王刘长叛乱。文帝太子与吴太子下棋争执，文帝太子将吴太子用棋盘砸死，加剧了矛盾。我认为在平定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之后，除吴王刘濞年长外，其他诸侯王都很年少，尚不足与中央公开抗衡，所以尚能保持一段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

　　其次，汉初与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与匈奴的关系也极为紧张。汉初时，冒顿单于统治下的匈奴部落逐渐强大，国力微弱的汉王朝无力对抗匈奴的强硬政策，所以只能采取怀柔策略，与匈奴约为兄弟。

　　所以，基于对矛盾和形势的清醒认识，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即在对待诸侯问题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采取两个措施：一、定礼制；二、定地制。在对待匈奴的关系上，我的思想是传统的华夷之辩。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在无力驱逐而和亲又过于屈辱时，我认为只有采取儒家的以德取胜。我提出的“三表、五饵'就是法家的术。‘三表”，即天子之信、爱、好。“饵”就是钓饵，放长线钓大鱼。

　　四、主张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这是与我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分不开的。其具体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主张强本抑末；提倡节俭积蓄，反对奢侈浪费；强力抑制末业，反对私人铸钱。

　　我作为时代的智囊人物，在汉王朝待兴之时提出诸多有预见性和开创性的建议与革新，对汉初经济政治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盛世到来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有为皇帝实现皇帝专权的封建大一统、肃清边境之患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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