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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无为无执

　　我上《论积贮疏》 ，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文帝采纳了我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我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汉文帝初期我在政治上的得势，为我思想的形成和部分主张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我的思想及其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礼制思想：二是：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三是：政治上主张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四是：主张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以上几个方面是我思想的主要方面；我在哲学、文学、教育领域的思想及成就，在此不再细说。

　　一、礼法结合，突出礼制的思想。以礼治国是我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色，然而我的这种礼制思想又不同于先秦时期的礼制思想，我主张在不废除法治的前提下，把法家的一些思想吸收到自己的礼制思想中来，以此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儒家的礼制思想。我当时提出礼制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素和现实需要的。对于秦朝严刑峻法导致的短命而亡的惨痛教训是其历史根据，另一方面汉初社会中名分僭越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加强。我对秦孝公时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然而我儒家道德立场对商鞅片面的强调法制而摒弃礼制的做法是持批评态度的，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因此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孔子在此强调只有“仁义”，“礼让”才是符合道德的正确方法。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在追逐财富的时候不再恪守周礼所规范的道德了。阳货曾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因为法家理论的根本特点就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样就使“亲亲尊尊之恩绝。”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之礼治。法家政策的实施，固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秦朝历代基本坚持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的做法，尤其是取得统一中国之后仍然坚持严法酷刑于民。在夺权之后就必须随形势而改变统治的方术，即所谓“取与守不同术”的道理。我提出“饰法设刑”，主张统治者应顺应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统治策律，注意取缔繁法严刑，以圣德于天下。从而体现统治者的仁心，因为我认为“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主张礼治。

　　此外，汉初存在的经制不定，思维未备，是我主张礼制的现实因素。首先，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僭越现象，今俗侈靡，以出相骄，出伦逾等，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一切都变得以财富和权势为转移，所以我建议汉文帝及时补偏救败。其次，各诸侯王的僭越，汉初高祖所封异姓诸侯王基本被消灭，此时的刘姓诸侯力量已经壮大，他们开始在礼制上出现僭越：一是等级上的僭越，即与天子平起平坐；第二，扩充自己的权势，出现官制和法制上的僭越；三是，衣物器物上的僭越。我对此极为不满，因此建议文帝，“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归於周，万民之望。”孔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渎无界，可谓长大息者此也。”第三是匈奴的傲慢无礼，对此我认为“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植之势也。天下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人乎？”我从三个方面的矛盾分析：即商人与贵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汉族与匈奴少数民族的矛盾，敏锐的提出“立经陈纪”，建立以“礼”为中心的政治革新建议。

　　我的礼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礼治重要性的思想；以等级制度为中心的不平等论；礼治的具体制度的思想。

　　首先是我关于礼治重要性的论断。礼是中国古代社会基于血缘宗法关系的产物，甚至推广至宗族之外而盛行于整个社会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范。儒家后来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成为适应整个社会的规范。特别是统治阶级加入贵贱，等级关系以后，礼治便逐渐演变成了伦理意义上的政治范畴。我认为：“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贤别，别同异，明是非。”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定亲疏，而我在《礼》中说：“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所以关于礼，我是着眼于其政治意义的。我认为君臣之间要等级分明，尊卑大小，强弱有位，是不同等级的人都按照等级的规范行事，从而达到稳定国家社稷的目的。然而在我突出的强调礼在政治统治上的作用的同时，并不否认礼在社会伦理中所起的作用，反而是我说主张的政治上的礼治实际上是以礼的伦理作用为根基的。这是因为传统伦理中的“亲亲”关系仍然在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因此就有了所谓的“移孝作忠”，尽忠君王，已达到“忠孝两全”。这也正是儒家将伦理和政治统一起来，以伦理为基础进而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所以我提出的明等级是以定亲疏为基础的，我的礼制思想的政治主张是希望社会能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我认为：“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君惠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即不同等级的人都应谨守上下尊卑的区别，才能达到一种既等级分明又相互敬爱的和谐状态，所以我是十分重视礼的作用和重要性的，“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变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是我注重礼的作用和重要性的重要证据。这正如后来的“道德为万世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举此四者为用礼之主，则余行须礼可知也。”中所说的，一切都必须以礼来进行规范，才能达到一种圣治。我全面系统的提出礼的重要性在我国思想史上是第一次的，具有开拓性的创新。

　　其次是我关于礼的阶级不平等论。我曾言：“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在我对礼的作用进行全面的论述的基础上，我对礼的阶级本质也有自己的深刻的把握，也就是我所认为的礼在不同阶级的不平等思想。先秦时期的儒家礼治思想中的亲亲关系本来也是明确主张区分等级差异的，所以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就是针对儒家阶级不平等论而提出来的。后来孟子又有了发展，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荀子对孟子的这一思想，特别对礼的别贵贱作用进行了强调。他认为：“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也；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我关于礼的阶级不平等论正是来源于荀子的有“别”思想。然而我的礼的不平等思想是与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相对立的，这不同于孟子和荀子的“别贵贱”，是与墨家的“兼爱”思想的对立。这是因为战国以后，新兴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壮大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因而对于传统的重亲别贵贱，他们是比较反对的。因此法家认为：“爱多者，则法不立。”他们主张“不避权贵，法行所爱，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此时的我虽身为地主阶级，但是我却重新强调儒家的礼中的不平等论，主要原因是自秦代以来，特别是对于刚刚建立政权的汉王朝而言，他们的阶级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转而进行政权的巩固。然而汉初虽然实行的是黄老无为的政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法家法不阿贵的痕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刑法还是相对比较苛繁的，而这种做法随时代发展已经威胁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和安定。

　　所以我开始宣传投鼠忌器，实际上就是造“尊君势”，以维护人主的权威。我在总结秦朝灭亡时指出秦二世的权臣（赵高）严刑峻法，指鹿为马，任杀大臣，甚至弑杀君王，使君主孤立无辅，失去威势。我认为二世被赵高所杀是其随意戮辱大臣导致的，所以我建议文帝要礼貌大臣。主张“养臣下有节”。因此要维护皇帝的权威又要养臣下有节，就必须严格划分等级，以等级规范行为。我区分等级的目的也很明显的，“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阶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治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五级上，廉远地则高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就是要人为地造“势”而使天子“其尊不可及”，从而形成社会等级上的金字塔结构。但是我主张的礼貌大臣的思想还是有包含有合理的因素的，那就是我强调尊重大臣的人格。历史观之，封建君王往往视大臣为犬马，在绝对的君权权威下，忠臣直谏之士往往不得善终。所对我主张君王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一种比较宽容的礼让政策，进而可以促使臣下尽忠。我用心可谓良苦，眼光可谓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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