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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道冲不盈

　　自从我做长沙王太傅以来，仕途一直不顺，但我仍然一心为国效力 ，希望能够做到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就算这辈子得不到重用，也要让自己的思想影响今后的世界，同时让我的家族绵延下去。我明白，我得不到文帝的重用，除了老臣们反对我，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过错。

　　当初我被皇帝征召，皇帝很看好我的时候，我并不被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等人看好，更兼我后来做了错事。

　　我被文帝征召，朝廷就为我写下任命文书，其中一个官员姓韩，他为我在竹简上刻下名字、籍贯等资料，然后放在皇宫内保存。我当时特意吟了一句诗经中的诗句，让韩官员高看了我一眼。后来我一直没和这位官员交往。

　　在文帝决定提拔我担任公卿之职，向大臣们征求意见，我被周勃等大臣反对时，有一次，这位韩官员做事经过我的办公地点，用笔在一块木板上写下“韩国”两个字，然后就离开了。我知道这人姓韩，他写“韩国”两个字难道有什么深意？平时我就对他没有重视，他个子小，在宫廷中又是一个闲职，虽然决定着我的事业，我仍看不起他。于是，我拿笔涂掉了“韩”字。过了一会儿，他竟然回来了，看了看自己起先写的字，见“韩”字被涂掉，于是说了句：“哎呀，没有人！”然后走开了。

　　不久，我就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我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僭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谋反被诛杀。我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僭越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治安策》别名《陈政事疏》，内容如下：

　　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我却认为还不是那么回事。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现在国家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冲突，国制混乱，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怎么能够说是大治！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对您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策略，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射击打猎之类的娱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样更急迫？假若所提出的治世方法，需要耗费心血，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能保证使陛下所享受的各种乐趣不受影响，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平民拥护首领，匈奴归顺，纯朴之风响彻边陲，百姓温良朴素，官司之类的事情停止不发。大的气数已定，那么，全国便会顺应而治理的好，四海之内，一派升平的气象，万物都符合事理，陛下在生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嘉誉永垂青史。《礼》书上说宗庙有功德，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大宗，得以与太祖共享盛名，与大汉天下共存亡。创建长久安定的形势，造成永久太平的业绩，以此来承奉祖庙和六亲，这是最大的孝顺；以此来使老百姓得到幸福，使芸芸众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创设准则，标立纪纲，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对后代可以为万世子孙树立楷模，即是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还可以安享太平，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有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其内容全都可以原本地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不要忽视。我谨慎地用它来考察过天地的变化，应验过往古的情况，核对过当今的事情，日夜思考而详细地知道了它的内容，即使是禹和舜再生，为陛下考虑，也不能加以改变。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本来必然会造成天子和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臣下屡遭祸害，皇上也多次忧伤，这实在不是使皇上放心、使臣下保全的办法。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近来吴王的谋反活动又被人告发。天子现在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错，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而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年纪还小没有成年，汉朝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气方刚，而汉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称病还乡了，而诸侯王会自上而下地普遍安插亲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到了那时，而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办不到了。

　　皇帝说：“到了中午一定要抓紧曝晒，拿着刀子一定要赶紧宰割。”现在要使治安之道顺利而稳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动，到头来就要毁掉亲骨肉，而且还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同秦朝末年的局势还有什么区别吗？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境地，大概不会去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样做的。假如国家的局势还象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着楚，黥布统治着淮南，彭越统治着梁，韩王信统治着韩，张敖统治着赵，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着燕，陈还在代国，假令这六七个王公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继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我判断陛下是不会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乱的年代，高祖和这些王公们共同起事，并没有子侄亲属的势力做为依靠。这些王公走运的就成了亲近的侍从，差一点的仅当个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他们的才能远不及高祖。高祖凭着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这些王公成为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优厚的了，然而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汉朝的事发生了九次。陛下跟这些王公，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宁的。

　　不过，上面这些情况，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关系疏远”。那就请允许我试着谈谈那些亲属诸侯王吧。假如让齐悼惠王统治着齐，楚元王统治着楚，赵王统治着赵，幽王统治着淮阳，恭王统治着梁，灵王统治着燕，厉王统治着淮南，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老百姓那种兄弟关系的想法，大概没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当成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赏给别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黄屋车。他们不执行汉朝的法令。即使执行了，像厉王那样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又怎么能招他来呢！幸而招来了，法律怎么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动了一个近亲，天下诸王都环视着惊动起来。陛下的臣子当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开口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刺客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些人呢？所以说，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王也一定作乱，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那些自负强大而发动叛乱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侥幸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却没有改变酿成叛乱的制度。同姓诸侯王也袭用了这种做法，发动叛乱，如今也有征兆了，形势又完全回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转移到何处，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弃砍刀、斧头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认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济北王的身上呢？因为形势不允许啊！

　　我私下里考察从前的事件，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淮阴侯韩信统治着楚，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了匈奴的力量，就又反叛了；贯高借助了赵国的条件，就又反叛了；陈豨部队精锐，也反叛了；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实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才有二万五千封户，功劳很少，却保全了下来，权势最小而对汉朝最忠顺；这不只是由于性情和别人不同，也是由于形势使他这样。倘若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个城为王，那现在他们由于作恶而亡国，也是可能的。假使让韩信、彭越之流，只居于彻侯的地位，即使今天也还能保全，也是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天下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天下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汉朝，那最好让他们都像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下不至于像韩信那样被杀掉，那最好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样；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多多建立诸侯国而使他们的势力减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指使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反叛的邪念。这样就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似的，没有不听从指挥的。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如同辐条聚向车轮一样，都归顺天子，即使是老百姓，也会知道他们都很安稳，这样，天下就知道陛下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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