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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道善贷成

　　在我心目中的政治形态，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的政治形态。皇帝是政治结构的顶尖，又是政治的中心。我的政治理想是围绕着大一统这个大前提而筹划的，这也是对秦王朝所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延续发展。

　　秦汉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刘邦集团未及对经国宏规、帝王之业等进行充分合理的更化设计。汉初未刮旧习一仍秦制，所采用的统治方式和国家体制以简略实用和去除繁文缛节为标准，造成汉初统治制度的罅隙，这也与汉初的统治集团组成人员多为秦文吏出身、粗习文化有关。我对此思虑益深，以我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出当时政治制度建设的不足，不利于维护中央集权，并就此积极展开自己的政治新思维，提出诸多政治措施。

　　一、汉初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的完善与我的定礼制政策：倘若认为我《过秦论》全然反思并探讨了秦朝覆亡之理，则失之偏颇！实则，适应“守天下”大一统形势，转变施政方律以实施仁义只是我对秦政的第一层思考。《新书》中的《礼》、《俗激》、《时变》等篇，则揭示了我对秦政更多角度，多层面的思索，亦更具社会现实关怀意义。

　　我认为秦朝崇尚法家文化，刑罚暴政隔断了上古历史文化传承血脉，对宗法本位的政治体系和由此构建的社会秩序造成巨大损害，再放眼汉初，实施黄老无为而治，的确恭俭墨守、宽简政刑，但君主执政实则沿袭秦朝法令，仍以刑名法术为本，无有礼义教化之理念，且君臣习以为常不以为怪。

　　我针对汉初期就已然礼崩乐坏，普遍存在的僭越过制与颓败风俗的严重社会现实，以为国家欲转变策略，以仁义治国，必先遽兴礼义，在《新书》中以相当篇章，对汉政这方面问题予以批评与思考。

　　我维护中央集权是主要思想是“礼”，“仁”是内涵，需要以“仁”萦绕充实之，以“教化”、“法”辅助“礼”之实施。这样，“礼”就形成非常紧凑有体系的结构。

　　（一）、以礼节构建等级结构：我认为，礼其实就是一种上下等级的社会关系，汉朝的政治体制若得长久，需依托礼而衍生发展。只要君、臣、民遵守各自既定的身份和地位的行为准则，使得尊卑、贵贱、亲疏、长幼有别并各行其是、各循其制，便可重建汉庭统治的稳定秩序。

　　（二）、以仁爱构建礼的内涵：如果说“天子”是政治结构的顶尖，而各级官吏、诸侯王是中间部分，那么广大民众便是基础。而使顶尖稳固则必须兼顾中间和基础，务必使三者牢固相守。我继承儒家文化的传统，将礼制植根于仁的基础上，以仁构建礼的内涵。

　　（三）、以教化、法辅助礼之实施：礼与社会利害紧密相关，个人遵守礼制，仁爱他人，整个封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才能有效运转，但虽有礼节规范于社会熏陶，无奈收效甚微。如何让大家积极守礼，除了以仁维系，我以为还需要依赖于教化和法。

　　教化即儒家所倡言的教育感化和政教风化，通过结合民众日常所为，于潜移默化中传达正义道德理念，其关系到个人的立身处世和民族的兴旺衰败，自古以来有卓越识见的思想家、政治家皆看中教化的功效。

　　二、汉初藩王坐大与我的定地制、经制政策：汉初几十年，名为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仍处于半割据状态。诸侯剖裂疆土，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新生的封建大一统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于《治安策》中言“可为痛哭者一”，便是指诸侯强大也。我指出了汉初列国过制，同姓诸侯王中孕育着分裂危机，并提醒文帝要重视这一问题。

　　（一）、定地制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高祖刘邦大封同姓，吴楚七国渐成树国相疑之势，汉文帝时萌象已著。我当文帝治平之世，深入分析当时情势，以为失时不图，必将殃及子孙，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便是割地定制以适度分封，分裂齐、楚、赵、燕、梁等为若干小国，让他们广分其子孙，若地广而子孙寡少者，则先确立国号，然后空其国以待之。若侯王的封地因犯罪而被削减或收归汉庭，可以迁国他处并封及子孙，并将原先削减的土地原数奉还。

　　如此承成周圣主之风，天子无所利而不致招怨，这真是裁制诸侯的长策。如此分力易制，诸侯名为列国，内赋郡县之实，则大小侯王无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听命于君主。若文帝纳言而从容迂缓行之，诸侯不至于僭越作乱，却又保留了封建的优势，国家无措于积薪之上，亦无有望夷函谷之变，乃建万世长久之业！

　　（二）、定经制以维护君主权威：我之定经制即制定国家各项规章制度。国家制度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善定制度，才能惠及百姓、稳固统治。汉初君臣未谙朝文、因袭秦朝旧制，但秦制也不尽完善，且汉初政治生态环境亦与前朝不同，所以当务之急，便是力求变更易制。我莅朝之初，即上疏论定制度兴礼乐，希冀汉朝能弃秦之暴，重建美善的社会政治新秩序。

　　我冀图建立起一整套有关等级制度的各项规定，君主大臣、父子之间按照自己的等级地位思考行事，人人各在其位，各谋其政，从而构建起稳固的社会秩序，使君主的中央集权得以肯定和保障。

　　纵观我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分析和建议，不仅表现了我的洞明时事的卓识远见，也显示出我为国远虑，把自身性命置之度外的精神勇气。

　　汉文帝时，经济开始呈现出畸形发展之态势。社会崇末逐本、僭越无度、贫富分化严重，诸侯们私铸货币、经营盐铁，壮大经济实力而有恃无恐；匈奴时常侵犯边境，与其作战亟需巨额的军费开支；大贾们囤积财富，奢靡享乐成风，与封建政府矛盾日趋激化；农民们既抗旱涝雨雪天灾又防官吏豪强剥削，生活虽有改善但土地兼并严重。

　　此时，汉初“无为”的政治思想已渐不适应文帝时代的发展形势，而我一系列的经济理论，都带有着“有为”的倾向，加强中央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加强宏观干预，我于《新书》中的《忧民》、《瑰玮》、《无蓄》、《铜布》、《铸钱》、《壹通》等篇，论述了我的经济建制。

　　一、主张“重农抑商”：儒家注重对民生的开拓，坚持以农为本，强调足食爱农，希望百姓专务生产耕织以控制人口流动，保持淳朴仁爱的社会风习。

　　法家亦看中农事，认为物质重于金玉，唯有百姓努力劳作，国家才能强盛富足。我以继承儒家为主，认为贤君良臣治国，务必富乐民众，而民以食为天，上古社会的基本经济生态模式便是稼穑、耕种，待风调雨顺、颗粒归仓便可天下富足颂乐，可见富乐民的首要前提便是重农。

　　文帝时，商贾坐大经济实力而反末为主，他们一方面官商勾连，凭借雄厚的财力谋求政治上的开拓，企图抬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出于利益的驱使，他们非但不体恤国之急切危难，反而大发国难之财，致使黎民重入困境。而文帝时期的农业生产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丰收年成，谷粮盈库，歉收年成，民有饥色，社会生产力还未完全恢复正常，粮食储备还未臻于丰沛。故而我对于“背本逐末”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希望及早采取措施，以维护汉庭经济安全。

　　我慷慨陈力农之戒，首先认为趋末重而天下无积蓄，那么一旦遭遇荒年将无以为备。其次，我重农抑商之策，可以端正社会风尚。最后，我呈务农之计，以为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我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我主张重视农民，提倡节俭，反对奢靡之风。

　　我切中时弊，文帝被我的话感动，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数次下重农务本之诏，减免农民租税致之赋，以鼓励农耕。汉文帝于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宣布将租税减至三十税一。又于十三年，文帝下诏“除田租税”，全部免去田租，三十税一遂成为汉朝的定制。

　　二、重视积贮，反对奢靡：我的富乐民众，一为重农，加强农业生产，是为开源；一为积贮，是为节流，两者紧密联系。汉文帝时，风俗之糜公私之匮不可胜举。汉室自高祖白登被围，屏息缩伏与匈奴和亲，岁致金缯，但数年来边境仍战事连绵，文帝也曾亲将兵出击。我发论：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之势，何以不危？文帝虽不能遽行我礼义之谏而刮去世俗奢糜之习，但是其一生节俭为天下者先，被世人尊称为恭俭宽仁之主。

　　我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增加积贮，最首要的是鼓励农业生产和抑制奢靡。其次，君主应按照农时以御使民众。最后，君主勿使民众劳苦而爱惜民力。文帝用我积贮之说，尝下力田劝农之书，亲历躬耕募民为田，以敦朴为天下先而大化民风，是以施行井然有序，坐致富强。

　　三、除三祸致七福的货币政策：秦朝的币制，铜钱重半两，由秦中央政府统一铸造。汉初，因秦钱重而难用，高祖是患，随改铸榆荚钱，重为三铢，且高祖放民私铸，结果货轻物重，引发通货膨胀而物价上涨，一石米需一万钱，一匹马则花费黄金百斤。吕后时更铸五分钱，禁民盗铸。

　　文帝时钱多益轻，遂更铸四铢钱，并解除了盗铸的禁令。汉庭于钱币政策上禁放不定左右徘徊，其实质在于中央政府初建，无力全盘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调配各项经济资源来消除私铸的基础。

　　我善于顺势利导因祸转福，我谓上取铜则七福可致，有黥罪不积、伪钱不繁、采铜铸钱者返归耕田、轻敛重散货物必平、小大有制以别贵贱、官富贵而末民穷困、制弃财则敌必坏之七大功效。

　　更具意义的是我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法钱”概念，即合乎政府关于形式、币材、重量等法定标准的铸币，此想法高屋建瓴且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趋势，为后来一统币制而张本。

　　我的经济建制不仅是为汉代带来了繁荣富庶，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树立了一整套的经济范式，对后世经济兴衰产生经典化的影响力。而“重农抑末”则成为封建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为封建经济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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