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浪小说

第五十三章 我贵食母

　　《新书》 是我所撰政论，十卷，原本五十八篇。其中《制不定》《连语》及《礼》等篇中，有关于黄帝、炎帝、纣、周武王等传说。

　　《新书》又称《贾子》，是我的政论文集。《新书》集中反映了我的政治经济思想，开篇即为著名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宗首》、《藩强》、《权重》等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大政》、《修政》等提出了利国安民的民本思想。我的政论散文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汉帝国大一统创始期之积极进取，力图建功伟业的豪情壮志，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新书》篇目为：过秦（上、中、下）、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琅、权重、五美、制不定、审微、阶级、俗激、时变、瑰玮、孽产子、铜布、一通、属远、亲疏危乱、忧民、解县、威不信、匈奴、势卑、淮难、无蓄、铸钱、傅职、保傅、连语、辅佐、问孝、礼、容经、春秋、先醒、耳痹、谕诚、退让、君道、官人、劝学、道术、六术、道德说、大政（上、下）、修政语（上、下）、礼容语（上、下）、胎教、立后义。多数为论文，也有一些答问和告诫之语，是为进行教学活动的记录。

　　作品思想：（一） 论礼教为治国之本

　　我总结秦朝“违礼仪、弃伦理”，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风气败坏的教训，强调以礼治国。《新书》中专有《礼》篇，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制度及行为规范的准则，这是继承了荀子的礼治思想。礼的本质在于别贵贱、明尊卑、使上下等级分明、谨守伦纪，这样则“乱无由生”，《治安策》中论述了礼与法的作用各有特点：“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相比之下，当然是防患于未然更佳。所以我强调：“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礼的作用既然是防患于未然，而一般人总是难以觉察未然之事，这就决定了礼治必须通过教化来实现。教化的目的在于树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良好社会风气，即“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所以我指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我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观点，以相当严密的推理论证了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二）论君主教育的意义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本人的素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治乱以至存亡，因此，君主及其继承人--太子的教育具有独特意义。《新书》中论及君主教育的内容很多。《先醒》篇中指出：“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惠然独先，乃学道理矣。”认为贤君而又有师者可以成王业，中等君主而有师者，也可以成霸业。《保傅》篇中总结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统治长久，是因为辅翼太子有方，而秦二世而亡，是因其教子无方。胡亥并非天生性恶，只是作皇子时学的全是刑狱之事，故即位后草菅人命，暴虐无道。我指出：“天下之命，县（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而选左右。”对太子应及早开始教育，并选择好太子的左右侍从，包括担负教导职责的人员。我说：“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认为国家命运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这听起来虽有些偏激，不过君主教育在汉代确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三） 论胎教和保傅制度

　　我认为人们的天性本无很大差别，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的差别是由环境和教育影响不同而造成的。而这种影响可以说在生命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开头“失之毫厘”，最终则可“差以千里”，因此必须“慎始”，这就是《胎教》篇中所说的“素成胎教之道”。该篇记载古代王后怀孕时要住在专门的“篓室”中，由太师等官员各司其职侍卫于左右，保证王后所听到的全是合乎礼乐的声音，所吃的都是合乎正味的食品。王后须作到“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谊，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这就是胎教，其宗旨在于“正礼”。胎教思想是中国教育理论中颇具特色的内容。

　　如果说胎教尚属通过母体施于胎儿的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儿童出生后，直接的教育当即开始。《保傅》篇中强调“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即由召公担任太保，以“保其身体”；周公担任太傅，以“傅之德义”；太公担任太师，以“道之教训”。三者统称“三公”。又立少保、少傅、少师作为三公的副职。三公、三少总的职责是“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也就是为太子创造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使太子自幼即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均是正人，这样也就不可能不正了。在《傅职》篇中我还详细论述了三公、三少的保傅职责。我引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在幼年“心未滥”时及早进行教育，可以作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既容易施教，效果又好。我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是很有价值的，但企图完全杜绝不良的环境影响则是不可能的。

　　等太子到了入学年龄则要入学学习。《保傅》篇录《学礼》“五学”之制：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贤智在位”。入北学，“上贵而亲爵，则贵贱有等”。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直到太子及冠成人，方可免于保傅之严格管教，但仍需左右官员经常予以劝诫，以进善止恶。我关于君主教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一般教育。

　　（四）论学习的意义与内容

　　我否认天性有本质差别，认为在“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这些基本认知和行为能力方面，圣贤与一般人并没有先天的不同，只是因为圣贤能“俛而加志”，而一般人“儃僈而弗省”才造成二者人品上的巨大差距。以此勉励学者力求上进。《六术》篇中提出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加上乐、合为六行。“然而人虽有六行，微细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而先王为天下设教，是“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也就是说，人不能自然成才，教育是必要的，同时教育又是适合人的内在素质及发展规律的。我指出：“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碾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碾大节焉，业大道焉。”按照这样的次序求学，一切邪恶、放任、谬误和罪过就无法侵入，人就可以永行正道了。先王设教的核心内容就是《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称之为“六艺”：“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我将学习儒家六经视为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必不可缺的行为。《道德说》中具体阐明各经与“德”的关系：《书》是“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诗》是“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易》是“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共吉凶”。《春秋》是“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世施法”。《礼》是“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人事”。《乐》则是前五者之道备合于德，而“欢然大乐”的体现。我以“德”为宗旨，将六经的学习价值系统化，为汉代尊奉六经儒学的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 论教学原则与方法

　　我认为德之理“内而难见”，因此先王“举德之颂而为辞语，以明其理”，除之天下，垂之后世，令人观看、辨察并以相转告，所以“弟子随师而问，博学以达其知，而明其辞以立其诚”。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我着重强调学。我认为“静居而独思”只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与学圣王之道相比，就像火光与日光相比一样，我指出：“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我反对的是脱离圣人之道的“独思”，并非一概贬斥思虑的作用但将思虑限制在封建正统意识的范围内。

　　我将志向、实行和见识视为学习、修身的三要素，也是鉴别人品的基本尺度。即“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气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学习 、修身的目的在于“闻道”、知“道”，能言之者谓“智”，能守之者谓“信”，能乐之者谓“仁”，能行之者则可成为圣人了。能立定志向，笃行圣人之道是最好的，善于领会和阐发圣人之道也是值得赞许的。

　　《容经》篇中提出关于师傅之道的一些原则。“既美其施，又慎其齐。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也就是说，教师应注重施教的内容的美好（当然是圣贤之学术），同时又要考虑到学生能够达到的程度。掌握进度快慢、份量多少方面要适当。要激励、督促学生不断有所深造，又不要逼迫学生而使其感到痛苦。总之，应使教学精要适宜，使学生力所能及，这样就可以“力不劳而身大盛”，这样的教学方法可谓“圣人之化”。

　　我基于反思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较为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教育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以教为本”的思想基础。我对实施条件最优越的君主教育的论述，在思想原则和制度措施上可为一般教育所借鉴。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也不乏有价值的见解。

　　由于当时国家教育制度尚未建立，《新书》主要是从政论角度而涉及教育的，故对教育自身规律的论述不多，缺乏具体的剖析，停留在原则性判断或简单类比的思辨层次上。

打击盗版，支持正版，请到逐浪网 www.zhulang.com 阅读最新内容。打击盗版，支持正版，请到逐浪网 www.zhulang.com 阅读最新内容。 当前用户ID : , 当前用户名 : 微信关注：zhulang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