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浪小说

第五十四章 少得多惑

　　由于梁怀王坠马而死，作为梁怀王的太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我心中很郁闷，也应验了在长沙时我对自己的预测：我将活不长。

　　我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我，是汉初著名的大儒，人称贾生、贾子、贾长沙。汉高帝七年出生，这个时代正是汉朝政权刚刚建立的年代，它既给我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坎坷和痛苦。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我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读书习文为主。十八岁时，我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当时的名士河南守吴庭尉欣赏我的才学俱优，将我列置门下。

　　汉文帝刘恒即位，听闻河南守吴公颇有学识，且政绩卓著，便征召吴公为廷尉。汉文帝元年，我在老师吴庭尉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立为博士。一年之中，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从此，二十二岁的我便踏上了仕途，成为汉朝政治集团中的一员。

　　汉文帝对我很器重，在把我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时，又与诸大臣商议，想把我升擢为公卿，但遭到群臣的反对。此后，汉文帝开始有意疏远我，并把我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在政治上受挫的我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我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以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写下了受人们重视和欣赏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我，于是将我召进皇宫。当文帝听完我的一番宏论后，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过不多久，汉文帝拜我为梁怀王的太傅。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我仍对政事十分关注，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如《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我的文学成就在于散文和赋两大类。我的散文出名的有《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等，我的散文五十八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文体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我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我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察之当今之务”，但我政论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的“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针对性；另一方面，我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我的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点。

　　我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律，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一代之风气，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将对后世散文影响很大。

　　除此之外，我的《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散文，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想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我的赋有《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旱云赋》、《簴赋》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模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主体，我的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

　　我的赋作不多。《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辞清而理哀”，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受庄子寓言影响，以人鸟对话展开，开汉赋主客问答式之先河；同时此赋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形成的倾向。

　　总之，我虽然不会高寿，但在这短暂一生中，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我是骚体赋代表作家，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汉初政治散文的园地中，我的散文又堪称文采斐然。我的奏疏“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也。”《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将对后代散文产生很大影响。

　　孝文皇帝玄默躬行以移风俗，我之所陈略施行也，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故以疏矣。我虽将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虽古文，伊、管未能远过也。

　　但是我作为汉文帝时期最年轻的博士，为什么没有受到汉文帝的重用呢？对此问题，我也时常疑惑；现在，我听到了人们对我的一些评价，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了一些答案。

　　我是汉文帝时期的博士（传授经学的官名），由于才学很高，很受汉文帝的器重，然而人在青壮年时，却即将郁郁而终。我听到一位大儒对我的评价：我有才华，能够辅佐皇帝，但却不知道怎么合理运用自己的才华，虽然志向很大，但气量很小，对社会的认识也不足。

　　听到这位大儒对我的评价，我觉得有些奇怪，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儒为什么这么说，与我的英年将逝又是不是有关系呢？我经过思虑，认为当然是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原因有二点：

　　一、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我是河南洛阳人，我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才气，我跟随张苍学习。十八岁时，我的诗词歌赋都很好了，因此我在洛阳小有名气。此时，河南郡守知道后，就要我辅佐他，在我的辅佐下，河南郡被治理的很好，评为当时天下第一郡。

　　汉文帝知道后，就把河南郡守升官为廷尉，那么河南郡守也顺势推荐了我。汉文帝听说我才华横溢，于是任命我为博士，我当时只有二十一岁，成为了汉文帝时期最年轻的博士。我由于学识渊博，对汉文帝提出的问题都回答的非常精彩，汉文帝非常器重我，一年后就升职为太中大夫。

　　根据分析，此时的我就开始大意了，忽律了周围的环境。我先是提出了礼制改革，但汉文帝刚登基，立足未稳，所以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第二年我又上了《论积贮疏》，提出了要重视农业发展，汉文帝采纳了。

　　于是汉文帝又想让我担任公卿，但此时的我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妒忌，以周勃、灌婴为首的老臣极力反对，他们认为我年轻气盛，为人轻佻，提出诸多改革建议，就是为了独揽大权，想扰乱朝廷。

　　汉文帝由于是这些老臣拥立登基的，所以也不敢得罪他们，只好疏远了我，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并让我做长沙王太傅。三年后，汉文帝想念我就召我入京，结果我没有吸取教训，我又和汉文帝是侃侃而谈，汉文帝听了后觉得，我的才华他是超不过了的，于是汉文帝没有重用我，要我去做了梁怀王的太傅。

　　二、心理承受能力较差

　　我由于受到朝廷老臣们的排挤，汉文帝将我外放做了长沙王的太傅。于是我在途中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屈原赋》来表达自己的才华不遇，被人陷害的心情。

　　在长沙时，有一天我突然看见一只猫头鹰飞进了我的房间，由于当时猫头鹰是不吉祥的鸟，所以我又写了一篇《鵩鸟赋》来抒发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我总是哀叹，认为自己命不久矣。

　　最后，在我跟随梁怀王入朝时，梁怀王不慎落马摔死了，我觉得自己作为太傅没有照顾好梁怀王是有责任的，因此非常悲伤，觉得自己也将很快步梁怀王后尘了。

　　从我被贬放这件事来看，我的心理素质是比较差的，外放谁都不会好过，都会觉得不公平，很生气，然而像我这样一直郁闷到死的还是很少见。我天天想的就是自己受到的不公的待遇，受到陷害、排挤，这样的日子不会好过，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会下降，梁怀王的意外死亡也成了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我的仕途来看，那位大儒对我的评价是很正确的。我确实有才华，但器量也很小，遇到一点挫折就自哀自怨，不能找到合理的方法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天天郁闷，只能说我是心胸狭窄，智慧不够。

　　我少年成名，得到皇帝的赏识，因此我有些骄傲，这样我就忽律了朝中其他大臣们的感受，而且我学问好，还常常在皇帝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让皇帝没面子。

　　就这两方面的问题足以可以让我下狱，然而汉文帝是一个宽厚君主，并没有治罪于我，只是把我外放了，我却不知足，还怨天尤人的，最后将忧愤而死，这能怪谁，只能怪我自己。

　　所以我的一生也警示人们少年成名并非是一件好事，大器晚成才是福；同时也告诉人们，在工作中，讲话做事都要顾及同事的感受，不能随便讲，随便做，和领导讲话时更要讲究方法，不能让领导没面子，否则受害的终归是自己。

　　尽管我有志向很大，气量很小这样的缺点，造成我一定程度上怀才不遇，而且即将英年早逝这些情况，但回顾我的人生，我还是有很多成就的。

　　我有一定的人品，那就是我非常敢于直谏，而且我是有大志向和大抱负的人，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有自己的精神--贾谊精神。我的精神核心是：我通过大讲仁与礼，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国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通过我的鸿文，我作出了气质恢宏的政论，贡献了我卓越的才能，人们会更加钦佩我崇高的人格精神，即为国为民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人生坚持。

　　我的血脉留在了长沙，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都在长沙长住了下来，就住在我作长沙王太傅时住的一套宅子里。任职期间，长沙人对我及我家人优待有加，我们也深深地喜爱长沙，包括这里的风土人情，这是对我仕途不如意而作的小小的安慰。在那个宅子里，有我亲自与人们打的井，它将与我的名声一起长留下去，当后世的人们看到这口井，感受着习习汉风吹过身上，他们的思绪会穿越时空，来到汉朝。在这个宅子里，我还栽下了一棵柑橘树，它会年年结果，与我的子孙一起，长留世间。

　　我死而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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