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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贤于贵生

　　良家子：

　　良家，--也叫“好人家”，最早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指通过经营而致富者，到了讲究“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汉代，良家这么一个看上去就很美好的词汇就不能再粘上商贾的铜臭气。除了商贾再也当不成好人，在儒家眼中的医、巫、百工等人家也不怎么清白，于是天下四民中只剩下士和农才配得上良家的称号。不过这个范畴还是太大了点。

　　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基本就是个 农业社会，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夫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喂不饱自己的肚子。所以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观点的儒生们觉得，这些为了一口吃食可也不顾一切的家伙也不太靠谱。

　　所以从良家衍生出来的一个特定阶层--良家子，就被定义为拥有一定资产、遵循社会主流价值观而且从事耕、读等正当职业家的良家出生的子女。

　　这下子把绝大多数的穷鬼排除在外了，良家子就成了从汉开始的一个尊贵、骄傲的而且进则可内治庙堂、外驱鞑虏，退则能保家兴族、造福乡里的特殊阶层。甚至可以说强汉的无上荣光，其实就是由无数前仆后继的良家子支撑起来的。

　　在夏商周时代，贵族与平民在身份地位上壁垒分明、牢不可破，不过这种情况在周天子权威扫地、诸侯间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滨化。有才能的士人在列国间奔走，一朝成名便能跻身卿大夫行列，就连苏秦这样平民出生的也有了出头的可能，不过也仅限于个例，直到秦国任用商鞅变法之后，才真正打破了贵族与平民间的身份壁垒。

　　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奖励耕战，唯耕战二途可授爵，非军功不得封侯。尤其是有大军功者才能享受到仅次于君王的特权和荣誉。无军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成为了良家子滋生萌发的肥沃土壤。

　　汉代秦之后，虽然以严苛虐民为由大肆贬低秦政，但实际上嘴里说着不要不要，身体却很诚实，挑挑拣拣的将秦政中太过于吓人或是得罪人的条款剔除之后，剩下的通通继承了下来。尤其是非军功不授爵的规矩，连秦国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都几乎一字不差的照搬了过来。

　　不过汉较之秦起码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上是开了历史倒车的。不但上有天花板，“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而且以察举制作为选官的基本制度，大大提高了寒门子弟做官的门槛，而且在实践中“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样弊端日益严重，逼的平民阶层想要晋升高位，唯有军功授爵一条路可走，封侯就成了无数寒门子弟的终极梦想。

　　汉朝与匈奴之间战斗从汉初开始。而西北的六郡--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和西河因为位于汉朝西北边陲，与匈奴等戎狄接壤且屡受侵袭，故此尚武之风盛行，多勇武、善骑射之士，自然成为国家选兵择将的重要来源，故而诞生了汉朝赫赫有名的“六郡良家子”：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盗寇。”

　　从汉文帝开始，六郡良家子就大量被征召入羽林、期门等天子亲军。羽林军一旦建功立业后便很容易升迁，最终遍布汉军，成为汉代“军官团”的绝对主流。

　　六郡良家子在成为羽林亲军以后，其中有“材力者”便可被选拔为官。所谓“材力”大多是指军事能力，或以武力见长，或者善用兵法等，于是六郡良家子中将才辈出。比如“用善骑射，杀首虏多”的飞将军李广我，“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的赵充国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如此，秦汉时期出身六郡的名将数不胜数，其中大部分都是良家子出生：

　　“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尚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因为家境优裕、出生清白又以建功立业、马上封侯为目标，所以以良家子为骨干的汉军与其他朝代的军队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做人有底线、做事有目标。因此在别的朝代军队中屡见不鲜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剥削兵卒等现象，在汉军中相对少见。简单地说，就是良家子知道自己“为何而战”。这样的军队在战争中是难以战胜的。

　　良家子为了家国出生入死，统治者自然要回报以优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良家子除了从军很容易积功封爵，即便是没有从军和官身的良家子，也有到官府为吏、免除赋税等政策优惠。同时汉民都有服徭役和戍边的义务，唯独良家子可以花钱雇佣他人代替自己服役，即使自己服役，也比普通戍卒的地位要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良家子是很难的。

　　前面说过成为一名良家子的前提是有一定资产而且身家清白，除此之外，良家子还负有守土卫民之责--一旦有外敌入侵，在乡良家子有权集结成军抵抗外敌，直到官军抵达后再编入其中，继续与敌作战。而良家子一旦从军就有很大的概略成为军官，因此他们不但要武艺精湛，还得读书，懂得如何指挥作战。

　　这样一来就淘汰了一大堆脑子里只长肌肉的莽夫，即便幸存下来的还要面对下一个财富门槛--一个标准的良家子需要自备两匹战马，一杆大戟或是长矛，长剑一柄，弓一具，箭两壶（四十八支），铁甲半幅或是皮甲一套，以及行军一月所需的军粮。

　　汉朝人口多达一千万户以上，有能力购置出上面这一套家什的怕是百不存一，因此羽林军编制最大的时候，也没有超过三千人。

　　良家子中的男人可以光荣的为国征战，女人则有选入宫侍奉皇帝的资格，比如汉文帝的窦皇后，就是良家子出生。

　　上有贤后、武侯辅佐，下有无数少年俊彦舍生忘死，这样的汉军如果还不能厉害的一塌糊涂，那就有鬼了。但由于汉朝的良家子标准严格，导致数量稀少，很容易在持续的战争中消耗殆尽。

　　现在再来说说女性良家子。

　　中国古代在皇宫里伺候主子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就算是个宫女也是要经过层层选拔和“择优录取”的。在汉代以前，所谓宫女大多是在外作战的时候，所俘虏敌人的妻子儿女，因为对方战败将她们俘至宫廷，当宫女。只不过随着西、东周两代的结束，这种情况并不适合天下日渐太平的汉时期。所以从西汉开始，宫女选拔开始有了一套完整的制度，非良家子不得入宫。对于女孩子而言，所谓良家子就是指家世清白的女孩子。从表面上来看，家世清白自然指的是家族当中没有人犯罪、查询不到任何犯罪记录的。但西汉时期“良家子”绝对不是只有不惹事、不犯事这么一个简单条件，家庭当中染上行医、占卜和做生意的，也不算是清白人家。

　　照道理做医生的救死扶伤、做买卖的正常收益，于情于理都是社会发展的正常产物，何故会被打上不清白的标签呢？这三种职业不清白、到底不清白在什么地方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占卜术士之家为什么会被取消“良家子”的资格”中，找到些许答案。首先占卜术士在古代被视为“异物”，尤其是那些号称有通灵之能的人物，封建社会能让他们存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不要奢望自家的女孩可以进宫，连宫女都不要指望了。

　　其次，给人看病、当大夫的家庭也算不上是“良家”。很多人觉得医生本来就是个救死扶伤的事业，怎么会被质疑“良家与否”呢？因为在古代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常事，但是偏偏很多大夫就是有起死回生、逆天改命的本事。所以为什么古代会有“巫医”这种东西的存在，因为很多大夫医术高明到会让人以为是在变戏法，接近于能人，这种人、这种家庭，自然不会被封建、传统和保守的朝廷视作“良家子”了。

　　最后还有一类情况，就是商人。商人不仅是在汉朝时期，就是整个封建时代地位都没有高到哪去。而要说起这个细致的原因就在于，商人可以不依靠政府，不依靠朝廷就可以自己赚钱、获取收益，甚至利益比很多大官都要高得多。所以这个情况让很多统治者对于商人既忌惮、又埋怨，甚至单方面决定了其的社会地位低下。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汉朝时期，就算是普通的农民家社会地位也比商人高得多，农民的女儿可以作为良家子进宫、但是商人的女儿，很难。在汉朝时期，别看宫女是个伺候人的活，但至少是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这份工作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想要清清白白地走进皇宫里面，至少得有一个清清白白的家世，不成为良家子肯定是不行的。

　　古代的氏族等级划分非常地明确，并且也是十分地严苛，因为在古代爵位是可以世袭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选拔官员都是从一些有名望的贵族门第来进行选拔。这样的一个制度在西汉时期开始有一个规定，就是朝廷会征用六郡出生的人来从军并为官，这些人统称为“六郡良家子”！他们与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打仗。

　　与这一传统几乎同时产生的，是把持朝廷实际控制权的外戚、豪强地主、甚至儒生们，对“六郡良家子”们的歧视和打压。外戚、豪强地主们大多是出生就含有金钥匙，长期掌握着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大权；而儒生们以圣人自居，严于律人，宽以律己，占领了汉朝舆论高地。

　　在汉代，六郡良家子或者其他从边远地区靠军功起家，然后受到实权派的歧视和打压而最后落得悲剧结局的名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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