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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同出异名

　　在朝内朝外忙于处理梁王善后事宜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死亡也快了。此时，我回忆了我的一生的主要成就。

　　儒家：汉初，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思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文帝时期，我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术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影响。

　　我认为秦之亡在于“仁义不施” ，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我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我从秦的强大和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我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与福，于民以时，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我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我作为汉初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我的民本思想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对汉初政府基本国策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我参墨家之要义，上乘陆贾下启晁错，可谓汉初民本思想之冠，对后世民本思想有重要影响。

　　西汉初年，乘春秋以来战乱之弊，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天子不得均驷，将相或乘牛车，至于惠帝高后文帝，奉行黄老，生产得以恢复，而民间商贾盛行，竞相夸饰，每有僭越，政府或三十税一，下层民众获益非多，而兼并不抑，或害民本，此时我出，陈政事，除时弊，继孟询之绝响，冠汉初之民本，影响颇大，后世之述民者，莫不宗焉。

　　我的民本思想及其主要作品：我是河南洛阳人，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虽然我的生命注定不长，但人生经历却比较曲直。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入仕以前是第一个阶段，十八岁以前是学习古代典籍，人生观尚未形成，在吴公门下的两年多时间里，是从一个书生向一个政治家过渡，初涉政事，了解社会形成自己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段，后经吴公推荐。文帝召为博士为第二阶段开始，年仅二十二岁，这是我施展才华，政治上奋发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搜集整理相关史料，总结秦亡教训，作《过秦论》、《忧民》及《瑰玮》，并上疏建议列侯就国，颇受文帝重视。第三阶段因受周勃、灌婴等人阻挠，以为“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左迁为长沙太傅，南下任职，过汨罗江作《吊屈原赋》，燕居《鵩鸟赋》，经政治上的打击，或有抑郁、沉闷的一面，但却理性思考人生问题，仍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这一时期是我哲学思想成熟的阶段。第四阶段是任梁怀王太傅时期，期间上疏建议削藩，以德怀服匈奴，上《陈政事疏》，时年逢旱灾，作《旱云赋》，这一阶段是对汉初二十年政治经济形成自己看法的时期。后因梁怀王坠马身亡，我很悲伤，将不久于人世。

　　我民本思想的内容及其历史渊源;民本思想的概述：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是我国思想史上一项重要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它曾对中国古代的稳定和发展，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抵抗外来民族的入侵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民本思想，就是以民为国家根本的思想。民为一般劳动人民，史称黎庶、黔首或愚氓，多含有轻蔑之意。本，即以人为本，肯定人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具体表现为承认其在 国家中的重要性，明确何以要以民为本，以及如何以民为本。合而言之，即为民本思想的研究范畴。

　　夏商周三代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初步形成于夏商至西周时期。民，是作为与统治阶级相对立的一个群体概念而出现的，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公社成员共同生产劳动，共同生活和消费，氏族首领由全体氏族成员远举产生，没有任何特权，族长言行是全体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但随着阶级社会的到来，统治阶级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就不能不考虑与民的关系问题。民的概念及重民思想由此产生。《大禹谟》里说到禹，“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说明禹重视德政和养民。《皐陶谟》记载“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说明已经出现了神意以民意为依托，民意代表神意的思想观念。商代的盘庚明确指出了“重我民”“无不为命之承”“视民使用迁”“式敷民德”，就是要爱民、利民、施德于民。盘庚的重民思想，已经具有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

　　民本思想到西周时期已经不断成长壮大，初步形成。周作为一个小帮，最后能够灭掉大帮商。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西周统治者深深意识到，民心向背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鉴于此，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小邦周之所以能灭掉大邦商，就在于商王不保民，遭到民众的反对，而周邦怀保小民，赢得民众的支持。从民情可以窥探天意，保民成为承受天命的前提条件，周公认为只有保民重民，才能永承天命，要求“子子孙孙永保民”。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民本思想完全形成及初步发展的时期。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地主阶级在同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过程中日渐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宏大，而神权色彩逐渐淡化，诸侯割据，社会纷乱，诸子百家纷纷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自身的看法，民本思想得到普遍认可。虽然各家的主张因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而在具体措施上有所不同，其在重民方面确属一致。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吸收前人民本思想的成果，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体系。孔子主张“爱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据统计《论语》中“民”“人”出现的次数高达二百一十次，且皆在论述民、人的重要性及相关问题的解决。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制民之产，使民安居乐业，然后通过教化，实现王道。战国末期荀子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尊君爱民”，提出“君舟民水论”和“立君为民说”，主要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其思想对其再传弟子贾谊我影响较大。

　　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民力维艰，各家纷纷建言献策，提出自身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墨家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爱利害之交互，己若利人，人亦利己，己若怀害人之心，人亦怀害人之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之命题，主张“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因其从领导人矩子至下层皆出生于下层民众，故而能够反映下层民众之要求，战国时期，久经战乱，民心思治，故而有非攻之愿，因以所占非多，非节用不足保之，故而力倡节用，节葬，行事不饰铺费，力行节俭，非乐亦在其中也。道家老庄主张君主治国应重视民意，体察向背。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百姓自为自化，顺其自然”。道家虽尚无为，亦主张统治者需考虑民意，以百姓之心为心，方能获得长久之统治。法家虽积极主张尊君，其“公私之辩”亦无不关民本思想之要旨“以法制之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法家主张法制之贯彻执行，特别是反映普遍利益之公法，而非只体现君主个人或是家族利益之私法。如此方能顺民心，得民意，取得统一战争之胜利。因此符合社会之发展趋势，故而能在战国末期大行其道，成为秦朝一代之官方思想。兵家认为民心向背直接关乎战争胜利，积极发挥民力之治军之作用，军民同心，从而最大限度的去保障军事胜利。同时从爱惜民力出发，尽量避免正面交锋，减少人员伤亡和民力浪费。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敌。其民本思想在作战过程中亦有体现“恩抚士卒，赏罚平等”。杂家则提出“公立君主，君主为公”亦极大的顺应了历史潮流。

　　我的民本思想：我之民本思想或思想上之承袭，受我所师承者影响较大，再则是主流之政治理念即黄老学说，但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见解，更是源于我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对汉初社会矛盾的认识。我思想是为解决社会矛盾而生的，或为阶级矛盾，或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因诸矛盾相互交织，纵横交错，我民本思想在上述诸矛盾解决方面均有发人深思的论述。我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我的政论文《大政》篇中，其他篇章中亦有散见，与我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交织在一起，互为整体。在我政论文《大政》上、下中，我提出了民为国本，民何以为国本，及如何以民为本的高妙见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架构，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的主张：我的民本思想在总结先秦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取得长足进展。通过总结秦亡教训及历史兴衰分析得出了两个结论。

　　一，民为封建国家之根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我认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理政事制订政策都要以人民为根本。如果没有人民，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因为有人民才有人去保社稷江山，国君因为有了人民，才能显出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官吏有了人民，才有了管理的对象，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这就是民之为本的原因所在。我一反先秦民本思想的空泛和概念，而是从国家、国君、官吏等不同层次的政治构架上去论述，显示了其理论有坚实的基础，也使民本思想从感性领悟上升到理性思考阶段。此外，我在,《大政上》中从本、命、功、力四个角度予以阐释，提出轻本之不祥。具体表现为：（一）民为大族，在人数上占多数，不可欺。（二）民乃国之基也。“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三）民为物质财富之生产者。“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可见民在物质生产中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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