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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弗居不去

　　二 与民为敌，民必胜之：“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速或迟民必胜之” 。此点即是前人之所未言者。我在作品《过秦论》中已有明确表述，认为秦之强盛及统一即是顺应民心，借用民力，顺应时代潮流之结果。只是其统治者不明民心之向背，不明民心之不可欺，大兴土木，苛政繁刑民不堪命，揭竿而起，最终走向灭亡。此民之力也。

　　三 具体措施：前者阐述了以谁为本之问题，提出民为国之根本。后者回答了何以民为国本之问题。思想识前人之所未识，见前人之所未见，堪称汉初民本思想之冠。并以以上两点为原则提出具体之施政方针，具体表现在：

　　第一，君需以君道自任，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鹄，而反修之于己。君主莅政，以修身正己为务，譬如射箭，不能因为没有射中而迁怨于箭靶，而应该着眼于自身水平之提高。君国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备也。克己修身，固本质策尽在其中。君以知贤为明。君明则任吏以贤，吏贤则爱民如子。爱民则民敬君守法，事生产，广赋税，然后本固而邦宁。

　　第二，简任良吏，吏以爱民为忠。上治吏不治民，吏之优劣，关乎国本。郡守县令犹是，与民交接，其贤不肖贪廉直接关乎下层民众之基本生活，故而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

　　第三，以礼义治之。秦之所以亡者，即在于此，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取舍之不同，结果亦各异，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故而享国长久；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民众只知刑罚，苟免而已，貌顺而心不服。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第四，富而乐之，则民安如衽席。管子曰“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既是如此。民富则安乡中土，奉法守制，民贫则轻土背井，或有灾乱则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矣。“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欲使民富需“轻赋少事，不夺民时”“力戒奢侈，用之有节”。我指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国之根基就自然不稳固了。

　　第五，诛赏需慎重，“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

　　第六，教民向善。“教者，政之本也。”教民以仁孝，则民风归于淳朴。国家政权之巩固，未为难也。

　　第七，驱末返本，发展生产。农为天下之根本，财用之所出，社稷之所安也。“今驱民归之于农，皆著于本。使在外从事工商贸易者，返乡务农，以厚国本，增加粮食生产，巩固政权根基。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悬衍之心，而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也。”行此七点必能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我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汉初社会背景：汉初承秦之弊，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天子不能具酷翔四，而将相或乘牛车”，黄老学说盛行，务宽简，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财用渐足，然则因礼制尚未确立，民间商贾之富厚者，竞相攀比，衣饰车马多有僭越，民去本趋末者渐多，危及政本。到了汉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因其或经商致富，或兼并致富，加之汉初盛行黄老，诸多礼义制度，多不健全，奸商王侯侈靡相高，亦难谓之僭越，而民日以枯槁。“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之，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厥？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优可哀痛。”此言当时之弊病，可谓对社会现状之深刻揭露，如此下去，必将动摇国本。在此社会背景下催生民本思想，也就不作为奇了。

　　先秦民本思想：先秦民本思想前已论及，我之民本思想是在先前各家民本思想基础上，集合汉初之社会背景及具体情形而提出的相关举措，比先秦民本思想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我所师承的荀子一派思想为主，兼取百家之长形成了较为完整之理论体系。

　　师承关系及本派谱系：对我师承及本派谱系之考察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我民本思想。对于我师承关系，大概有两条路径：一为荀子-李斯-吴公-贾谊，二为荀子-张苍-贾谊。关于我之师承关系，前者，李斯师事荀子习帝王之学，而吴公与李斯同郡，又常学事焉，我师从吴公门下可知矣。后者，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授赵人虞卿，卿授同郡人荀况，况传阳武张苍，苍传贾谊我。是为《春秋左氏》之流传谱系及我之师承关系，可见我之思想受荀子影响之大。尊君爱民成为我政治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

　　受道家学术的影响：我民本思想不免受到当时盛行之黄老道家学说的影响。我与太中大夫宋忠访长安卜者司马季主。司马季主，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文远见，其为黄老之学者无疑。听其天地自然之说，贤不肖高下之论，深为拜服。忽然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栻低首，卒不能出气。我的思想也受到道家的影响。

　　我的民本思想的学派归属：关于我的思想的属性问题，众说纷纭，有持儒家之说，有持法家之说，有持儒道融合之说，有持儒法皆有之说。其实，应该从周秦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及趋势去了解把握，可能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是存在的反应。特别是周秦以来，社会逐步从列国林立到统一。因此，不同源流的思想家个人，也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不断吸收，兼并融合，补充自己，完善自己，目的是自己的思想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统治者采纳和运用。我是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我的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创新，因此不能说我的思想从属于某一学派。

　　我的民本思想的历史地位：政治方面：对汉初民本政策的制定：我的民本思想在汉文帝期间基本上得到采纳，并为其继承人选拔晁错进行辅佐，以贯彻我所陈，对于提高中央政府的行政水平及决策能力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有效地改善了封建统治秩序，巩固了封建政权。汉文帝思想的转变可在相关诏令中找到相关记载。“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可见其已经认识到民本重要性。“夫农天下之本也，民所以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至此汉文帝已知国家之根本存在于民众之间，非务本兴农，不足以巩固国家政权。民本动摇，则祸乱生矣。下诏“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慢，吏以为大逆，其有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以上诸条或言国家的政本，或言国家之赋本，或论民情之上达，不轻论刑以网百姓对我的民本思想及其改革措施的贯彻执行情况有人作了简短描述“追观文帝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可见我的民本思想对汉初国家政策及统治者施政理念的影响。

　　思想方面：对汉初民本思想的影响晁错直接继承并发展了我的民本思想，并将其贯彻实施，为巩固封建统治提供了更加有力之思想武器，经济思想民本论也对后世有影响。

　　我的民本思想深合于汉初之社会现实，符合封建统治者巩固和传承封建江山的政治诉求，对汉初及后世统治者推行政事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我民本思想因我所处时代和阶级难免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从辩证看待，从批判吸收的角度讲我民本思想对于以后国家的建设及国策制定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和思想价值。

　　我的民本思想的阶级立场：我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而不是真正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阐述我的民生思想，只是把民生思想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牧民之道”和“安民之法”。而且，我还极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要求人们不要反抗封建制度，要顺从地主阶级的统治，要安分守己、“各当其位”。正如在《阶级》一文中我形象地指出，“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天子的地位就像高堂，众臣就像堂下的台阶，而人民大众就像台阶下的平地一样，所以我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合乎情理、顺乎人伦的，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另外，我虽然已认识到在民众中蕴含着强大的历史力量，并认为人民再贫贱、再愚笨也是不可忽视、不可欺辱的，“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但从我内心深处来说，我对人民还是充满了轻蔑、鄙视之意，我说：“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故民者，积愚也。”我将人民看做是“群氓”，认为人民是愚蠢的、低贱的，是必须统治者对其加以教化才能驯服的。由于以阶级剥削和压迫为前提，我不把人民看作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主人；我也不可能跳出其阶级视野，认识到执政者统治社会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服务人民、为了人民。

　　在研究历史同时，我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战争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对中央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尊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我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我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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